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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三)

智客2018-12-02 13: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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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前华生因力主价格双轨制改革而一举成名中国历史轨迹由此而变。今天这本凝聚华生心血的《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所讲的不仅是经济改革而是包括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在内的改革全局不仅直陈改革所面临的深层次困境而且明确指出改革的动力与路径方案。


这是一本剖析中国改革方方面面给予理性反思的书值得一读


  

政治改革的焦点不是主义或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主义与利益之争


政治体制改革,在口号上其实大家是相同的。而且从这些年党和政府的文件来看,这方面若干口号如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表达和要求可以说是越来越高调,只是在这个口号下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展开。民间和学术界的主张,则在激进程度上有很大差异。不过在中短期目标上也有相同点,都是主张推进民主法治,更多的言论自由,更少的对新闻和媒体的管控。具体可分为四个焦点领域。

  

首先是党内民主。中央文件正式提出了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的主张,并确实在党内的差额选举和农村的村民自治方面有所进展。分歧在于,民间和学界对这进展的速度太不满意。首先是党内选举差额比例的扩大几年也增加不了几个百分点。党内主要领导岗位仍然是等额选举,而且候选人提名几乎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候选人不能竞选或自由宣传自己的主张,党员和党代表们也不能相互联系讨论和推选自己的候选人。在代表或委员们对被选举人所知甚少的情况下,让人们去投票包括海选更像是一场并不很严肃的过场。好在这种海选的结果一般并不公开,只是给领导们内部的政治平衡提供某种参照。即便如此,在选举的程序和细节上也往往施加或明或暗的压力,比如在无记名投票时,对候选人投赞成票时不必动笔,而只有投反对票、弃权票时才需动笔,使人们在想对候选人表达不同意见时感到不便和压力。同时采用代表记名座位,按电子表决器的表决方式,使投票人感到自己的投票不是无记名而是有记名的。这些对选举施加影响和压力的做法在上一级选举中创造采用后,立即被复制到各个地方和各个层级。也许正因为选举本来就是认可上级意图的一个形式,被选举出来的党的各级领导也经常被上一级组织随意调来调去。

  

由于委员和代表的产生是自上而下安排和指定的,党的各级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也就往往成为一种走过场,成为上级机关布置和贯彻自己政策意图的工具,充其量是领导们感受下级情绪的一个场合。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各个自由发言的小组会或讨论会,大多是表忠心和谈自己工作的汇报会。即使有少数表达了对政策或社会现象有不同认识的意见,在会议简报中也会过滤,而所有的大会讨论发言,都是按上级意图安排指定的。这样党的组织和会议就不可能全面真实反映下级特别是基层的声音,不能对上级机关的政策展开自由敞开的讨论和辩论,更不可能认真地批评或纠正上级机关的错误。党内民主的进程和进步太慢,显然严重影响了党的代表性、党员和党代表的积极性、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内采用的这种被马克思称为传统官僚机器的等级授权制,使得基层官员和下级党组织无力发挥对上级机关的监督。所有的监督和“群众反映”的有效性都取决于是否能引起更上级领导的关注和干预。这样在全党服从中央的体制下,权力就高度集中于最上层的少数人。由于在同级中,书记即一把手的权力的制约只能来自上级,而在最高层面,这个上级消失了。于是,在党的一把手由于各种原因高度强势时,党的政策就主要受个人意志左右。在一把手的权威受到制约时,就形成集体共治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的好处是它制约和规避了个人独裁,但它不仅会有严重的效率损失,更主要的是使权力结构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均衡中。它类似于一种没有控股股东的权力股份公司,而且每个人的股权不是固定不变,而是随情势和表现在不断调整,特别是在权力代际交接时会有更大的震荡洗牌和调整。自上而下的集权体制使党的战斗力最终完全依赖于顶层几个人的素质和水平。这是这种结构在一定情势下容易滑向个人独断乃至家庭传承的原因。显而易见,共产党在拥有强大执政资源时,竟然在很多国家一夜间垮掉,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和抵抗力,其组织和权力结构上的重大缺陷和脆弱性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党内民主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个党的战斗力和权力来源的基础问题。显然,在共产党完全把握行政权力的情况下,没有党内民主的先行,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很难真正推进。

  

其次是人民民主。多年来只是局限在村一级民主选举,而且还普遍发生选举走过场、村干部不被村民认可的情况。各级人民代表的提名权几乎完全垄断在各级政府及附属机构手中,选民自己提名代表不受鼓励支持,常常还遭到排挤打压。在更有条件也更适合推进民主选举的地方,如城市和学校等地,像村民选举那样的自由选举在法规上都没开口子。这种情况使得民意的上达受到严重阻碍。由于代表本身就是安排的,各种代表大会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发挥其权力机构的作用,而成为权力的陪衬。就是说,代表大会不能制约权力,反之成为标兵、模范和各路被领导提携的精英们的荣誉会、有幸看到领导的见面会、讨论指示的学习会。显然,在正常有序的人民代表大会管道堵塞失灵的情况下,社会上的任何矛盾的焦点和出口都会导向政府,并以戾气的形式不断升压。这也是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社会上的不满和紧张情绪都在持续增长的原因。

  

本来,民众对政府的工作不满和批评是正常的现象。而且应当说人们往往容易更多看到现行政策的问题,而高估其他未实行政策的好处,因此,在多数搞民主选举的国家,我们经常看到,人民对现状不满,可以用选票让一个政府下台,但在选上另一个政府后也许很快更加失望,又选回他们几年前抛弃的政府或政党。但是,我们由于党政合一,这样就使人们对政府现行政策的不满等同于对党的不满。党政合一又使党完全行政化了,使党一旦离开政权就软弱无力。这也是为什么在原苏联东欧国家中,共产党一旦失去政权,党本身也就分崩瓦解,使党失去了再次竞争的能力和长久不衰的基础。党政如何分离,垄断了权力的政党如何允许党内政策选择的多元化,能提供不同的政府人选和政策组合,让人民有选择、比较的余地,这显然是中国人民民主制度设计上要处理的问题。否则,无论我们把人民民主的口号喊得多响,人民并没有制约权力的任何有效渠道。

  

再次是意识形态。就媒体和新闻的管控来说,应当说这些年来在很多领域已经大为放松。改革开放以后,个人和民间的言论可以说已经非常自由,政府控制的是大众传播。在新媒体发展后,民间发声的渠道也已相当多元化,而微博的走红与一个宽松的管理环境显然密不可分。在微博上不用说理性的讨论,即便是各种不理性的发泄,乃至对政府及现行制度的质疑、抨击有时是谩骂,也得到了极大的容忍,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民间许多压抑情绪的出气口和减压阀。但是,部分地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声空间扩大,部分地因为有了空间必然推动更大空间和自由的要求,现在仍然存在的若干管制和对某些个人或事件警示性地选择性打压,就往往让一些人更加难以忍受和愤恨。显然,怎样寻找舆论不断拓展的开放度和维持从政府角度看的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是对执政者的很大考验。

 

其实,意识形态本来是共产党的传统优势。在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时代,一元化的上层建筑与大一统的经济基础相呼应。当时的意识形态,至少大多数人是相信追随的。但“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政治上走到极端,经济上也是越搞和别人差距越远,这才有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也改变了原有意识形态所依附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社会上大多数人从原先依附于体制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原本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体制被急剧的贫富两极分化所取代。越来越多的官员及其家属也成了社会贵族和隐性富豪。所有这些就不能不与原先那种一元化统一指挥领导的政治体制,那种强调平等互助、树标兵学模范甚至不断制造和打击阶级敌人来统一思想的意识形态产生极大的冲突。原有的道德和意识形态说教由于脱离现实而土崩瓦解,重复这种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自己不再相信而且也知道别人并不相信的宣传说教已经越来越荒唐因而让人感到难以忍受和厌恶。但新的有生命力的能够解释和指导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却又尚未形成。这是中国实力上升,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但在国内社会舆论界和新媒体的反映中却越来越负面和不断被批判的基本原因。

 

最后是反腐败,这是政治生活中不可回避的更广泛和更有爆炸性的敏感话题。反腐败首先是反贪官。一方面,我们党和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谓不大。除了检察院反贪局系统,还有各级纪委特别是中纪委的重拳出击。每年拉下马的贪官以数万人计。说这是作秀,显然不符合实际。但是,贪官越抓越多,民愤越来越大,这也是实情。同时,在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反腐抓贪,总会被人猜疑是选择性执法,抓到的只是倒霉蛋或政治斗争中的失意者。怎么发挥党内和社会的民主监督机制和新闻媒体的作用来反腐,显然是抓贪官和预防腐败的大课题。不从制度上建立反腐败的屏障,仅靠反腐部门和机构去反腐败,腐败已经而且肯定还会是越反越多。

  

腐败其次是反腐败现象。官员财产和官员亲属子女经商当官不透明,以及公款吃喝送礼、公车滥用、公费旅游的三公消费,是当今社会两大影响最广泛的腐败现象。这些现象中藏污纳垢,民愤很大,如果不痛下决心,彻底改革,进行切割,势必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稳定。这里的改革和建立透明化制度,不是条件具备与否的问题,而是有无决心和为不为的问题。现在也已经到了民声鼎沸的时候了。

  

有人辩解说,社会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其亲属都有经商权利,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的子女亲属经商的自由也不应被剥夺。这个话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是,为了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和权钱交易,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包括离任后仍享受特殊待遇的老干部,其子女亲属经商的情况和财产状况应当在其任职范围内公示,做到公开透明,让社会和民众能够监督其经营和财富增长的合法性。否则,任凭各种道听途说和谣传满天飞,似乎官员们特别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亲属都已凭借关系权势,成了暴富的一族,乃至被渲染成瓜分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显然这才是对党和国家颠覆性的威胁。

  

以上四大焦点领域,都不是主义之争,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主义与利益之争,党和国家的命运与贪图一时安逸之争。孰大孰小,孰重孰轻,一目了然。因此这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团队不能回避的问题。不难看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对其他领域的改革,普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大大增加了认识和处理本来相对单纯的经济社会问题的难度。



改革的动力与空间


社会的压力在增大,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各种借古讽今,含沙射影的抨击乃至网络和微博的宣泄,既是一种减压,也是激发和孕育更多不满的火星。靠压力去解决社会问题,只能是当压力经过长期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的爆发。对于刚刚进入城市化前中期和中等收入门槛的中国来说,用爆发性的方式去解决矛盾,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经验来看,前景往往凶多吉少。

  

如果还是诉诸改革,那么,改革的动力何在?有人说,现在的利益结构已经固化,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不可能主动作任何退让。这或许有相当道理。不过,人类这几千年来利益和本性可以说几无改变,谁抓到了权力或利益都不愿主动放弃,但社会仍然在不断进步。这说明在利益之外,还有其他更重大和更活跃的因素在起作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人类信息世界的变化。

 

人们追求自身的利益,但他们总是在一定的信息结构下行动的。信息引导着他们利己的行为,而他们追逐和增进自己利益的行动又在不断推动新的信息的发现和信息环境的改变。奴隶制曾经是人类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制度结果。但随着自然和工具信息的增长,随着奴隶的抗争所必然伴随的高昂社会成本,奴隶制就自然寿终正寝了。正如农业社会普遍确立了君主和贵族的统治,而当工业和城市社会到来之后,君主制、贵族制纷纷让位于现代的共和制和民主制。从根本上说,这都是信息条件的改变,既改变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改变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尽管人们追逐自身利益的本性几千年并无改变。从更久远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整体的相互依存性和个体的自利性竞争,是其在几十万年的进化中逐步铸成的基因,它没有也不可能在短短几百年的现代社会中改变,但随着人类信息世界的变化,人们改变着他们组织社会的方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凝聚了最广泛的共识,就是因为它根本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封闭的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信息条件,使中国融入了全球一体化的信息大潮,从而第一次有望全面实现近代以来多少代仁人志士的强国富民和文明复兴的梦想。现在人们的种种不满,恰恰是因为这种经济的复兴与政治和文化的复兴产生了脱节,因而更加刺激了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客观地说,与处于相近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如另外几个金砖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跨越和社会的综合进步处处可圈可点,但在一个曾经长时期引领世界的文明古国的民族潜意识中,只要可能,人们就从来希望,自己不仅应当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也应当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带来的急切焦虑感,既是中国孜孜不息的动力,也是其在过去一百多年中不断受挫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看,现在人们称之为固化的既得利益结构,其实再流动再飘忽不过了:计划经济时代意识形态的强大震慑力、动员力、感召力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当年神圣的红色政权已经返回世俗人间;自上而下的集中制和任命制开始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拷问。而且在这个制度内部,除了权力顶层的少数人,绝大部分在权力阶梯各个层级的人都只是被动的跟随者。由于在位时聚敛财富有着相当高的经济和政治风险,而任期制和严格按照年龄的退休制使得所有人都成为权力的过客,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即便在权力当中甚或权力中心的人也并不满意而又无能为力的体制。因此,它丝毫也不固化,相反,它是一个明显的过渡体制。集权体制就其自身逻辑而言,它不喜欢权力划分模糊的不确定性,也不能长期容忍只有职业经理而没有主人的内耗、低效和无人负责。行政权力如同财产权利一样,在所有适意的地方,它要求量化到个人。个人的权威,个人乃至家族的利益固化,才会赋予集权体制以稳定性。而这在农村户籍人口还占多数、有着几千年皇权专制统治和文化的国家,有着丰厚的土壤和基础。

  

因此,当今中国的权力和利益结构,与其说已经固化,不如说正在急剧的演化之中。长期延续和有传统支持的集权体制,为了寻找自身的稳定性和应对越来越综合的社会压力,有向强人专权体制演变的内在趋势。但“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走到极端而造成的社会浩劫,导致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废除以及几次成功的代际交替,巩固了集体领导和到站交班的制度基础。同时,市场经济分散化决策的社会基础,城市化的加速和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使任何口号的强权都会受到人们本能的抵制,并让各种现代造神术因生不逢时而泄光破产,这些都遏制了集权向个人强权独裁的蜕化。这样,就为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转型提供了空间。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来自信息潮流的转变。在救国救亡压倒一切的20世纪前叶,民主、自由的大师们如梁启超、胡适等人无论思想如何深刻,言辞如何锋利,终不免被时代边缘化。在国共两党的竞争中,人民大众站到了更加激进和提供了更美好愿景的共产党一边。胜利了的共产党人将自己的理想主义诉求涂上了神圣的色彩。而时至今日,当年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竞争已成历史,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新历程。自由、民主、公正、法治、共富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的知识界首次摆脱了他们在上个世纪尖锐对立的革命诉求和政治分野,统一到民主法治的旗帜之下。时代潮流,人心所向,这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持续动力。

  

改革的动力更来自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再造。计划经济时代一元化体制和单位人让位于市场化生存的社会人。经济自立发展了人们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要求。分散的市场经济主体的权利主张与集权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与日俱增。 公民自治的空间极度狭小,把市场和社会主体之间相互冲突的矛盾统统转化为针对政府的政治压力。自上而下的集权体制的社会治理成本日益高昂,不仅越来越不合时宜, 也不再合算。

  

改革的动力还来自集权体制的内部。当意识形态的感召消退,从政在更大程度上是个人利益考量,在等级制阶梯上的竞争变得日益赤裸。裙带关系越是盛行,要求透明和公平竞争的呼声在体制内也会越来越强烈。随着第一代有战功有权威的领导人退出历史舞台,由他们的后代接班必然导致对当初革命理想的质疑,而由其他人接掌则更需要其对自身能力和合法性作出更有力的证明。因此,权力的交替本身就在不断催生新的制度和规则。

  

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本身在制造人数日益增加、力量日益壮大、权利要求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市民阶层。这是现代化也即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的必然结果。阻止这个越来越代表中国社会主流群体的权利诉求是一场必然要失败的战斗。回避和拖延变革,实际上就是让自己消耗在这样一场最终必然失败的战斗中。这显然不是执政党的长远利益之所在。这个信息在体制内的普遍传递和认同,推动着体制内部改革与守旧力量的消长。

  

最后,历史发展从来不是单线条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压力,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知识精英的启蒙呐喊,集权体制内的竞争和呼应,都在推动改革的到来。党内要讲规则,社会要讲法治,是下一个阶段政治改革最初和具有最广泛共识的启动目标。改革肯定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与中国经济改革一样,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是循序渐进的。和许多人想的相反,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竞争者、现在大陆彼岸的国民党相比,共产党人的历史包袱比后来两岸分治后在台湾立足的蒋家王朝的国民党人要小得多,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成就的贡献要大得多。因此,与当年国民党的转型相比,共产党人政治改革的舞台和空间都要宽广许多。

 


相关链接:


《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一)

《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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