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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老克勒】钟表行业信贷员却舍不得买手表 ——银行老员工沈维钧的分秒人生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2018-12-02 12: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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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律




沈维钧全家福


有人说,很多人谈论关于自己的话题,总是有所准备地保留, 争先恐后地茫然。然而,和沈维钧谈话,他就像是一个人站在角落里,灯光恰好打在他的头上,说着说着,也就不是那么清楚,他究竟是在对别人说,还是对自己说。他的回忆之深,有时甚至漂洋过海。而他妻子的沉默相伴,只是担忧他会突然激动起来,偶然给予抚慰,在递水喂药的过程中,显示两人的默契。“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远矣。”往往我们所能说出的,也仅仅是一个过程,因为结果并不存在于一个绝对的时间之中。它是连续的,积累的,变化的。就像每个计时指针的重启走动,都是一次结束,一次开端。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也不起什么作用。但它们是一个人度过那些无声而漫长的时光的里程见证。

沈维钧手上戴着的那只手表,是当年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才买下来的经典款,他对手表收藏没有什么兴趣,只是那个年代,手表是少数品,要凭票购买,也是结婚彩礼里顶高级的一件。虽然他的工作,与制表业联系了多年,但他对手表的热情始终不高,他不明白,为什么成本十元钱不到的东西,可以卖到上百元。但是,当他的孩子们读大学的时,为了表示奖励,他坚持给自己的每个孩子都买上了一只手表,有时候,手表的真正价值,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尽管有段时间,他的身体不好,为了维持家计,与妻儿穿着缝补过的衣服度日如年。在他的眼里,国产制表业的起落,正如人生兴衰,是不进则退的残酷。而在他以柔和缓慢的语速所讲述的故事里,其实是具有一种国产自豪感的,他将细致、谨慎、平衡这些属于制表工艺的关键词,表述得淋漓尽致,“只可惜,我们在创新上停下了脚步”,最后,他只能无不遗憾地如此说道。我们选择一只手表,如看一个人,在欣赏那一丝不苟的精神与质朴优雅的气质外,还隐约抱有一种期望——永不停步。


一份工作


沈维钧,1929年12月生,1951年,他从震旦大学考入人民银行。“大约有几千人参加了这次的考试,最后选了几百人入行。那时大多数新近人员都被安排到了苏州轮训,而在我的简历上,因为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就让我到外滩15号人事处报到,在此之前,我在新开河的一家印度檀香行做过一段时期的会计,但对银行业务是一窍不通的,我这样说明了一下,就被调往第十二办事处工作,后来这里划分到虹口,变成了虹口区办事处。1954年12月,我开始从事信贷工作。1958年,被下放到农村近一年多,接着又回到信贷科。回来后,行里指定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位信贷员前往财经学院学习,读了三年的书,学到了扎实的专业知识。”此后,沈维钧担任了高压容器行业和上海市钟表行业的信贷员,并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沈维钧表示,一个好的信贷员,首先要熟悉一个工厂的生产工艺。“一家生产厂里的工人可能也只懂局部工艺,我们却要了解制造的全过程,这并不是说要成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但起码要懂得原材料储备资金,生产资金,控制流动资产,成品出来后的结算资金等计算,在原材料到资金汇拢期间,保证生产运营,判断是否贷款,贷款多少。此外,我们还要保证自己的发言权,善于在生产中发现各种问题。”

1958年,上海高压容器厂生产出第一批国产氧气瓶。经四次改进,其质量接近60年代国际水平。这一成果在当时被称为“争气瓶”。沈维钧是负责该厂的一名信贷员,“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到车间里看氧气瓶的制造,对这16道工序熟悉得都能背出来。制造氧气瓶的难点其一,就是它使用了特殊钢材,当时也就只有上钢五厂能够配套生产,而炼制这种钢材的能源消耗非常厉害。由于氧气瓶非常难造,属于国家统配产品,外面不能贩售,由军队部门来管理。最初,他们将氧气瓶放置在一起,从中筛选好坏,报废率非常之高,我建议将其分开处理,这样也许可以重新拍X光片,截取其中可用的部分,减少报废,但军队方面认为这样难于管理,由于意见不合,他们甚至发文到行里,指责我破坏生产。在单位的支持下,我与派遣来的调查人员一起,确认了这些建议可以节约钢材,而事实证明,厂里每年可以节约两万多吨钢材。我也因为这次事件,获得了上海市财贸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时间煮雨


沈维钧成为上海市钟表行业的信贷员时,则是该行业的繁盛时期。50年代中期,我国手表工业在上海诞生。1958年3月,A581型机械手表注册为上海牌商标。同年4月23日,我国第一家手表厂——上海手表厂建成,结束了中国不能造表的历史。1958年后,上海手表工业逐渐开始形成,但关键元件器件仍依赖进口,为填补这一空白,上海市政府促进形成了协作配套较为完整的手表生产基地。1968年,上海手表厂第一次突破年产手表100万只大关,1970年又提高到228万只。从此,我国的手表消费开始摆脱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进入80年代以后,该行业又进行产品结构大调整,由单一品种、大批量向多品种、多档次转变。在整个行业内,上海手表三厂作为女表专业生产厂,上海手表五厂为第四代数字显示式石英电子表专业生产厂,上海手表厂、上海手表二厂、上海钻石手表厂则按照男表、女表、电子表三大类产品的机芯规格和按单机、日历、双历、自动、日历自动、双历自动等6种功能形成系列。1980~1990年间,先后向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手表达1067.39万只。“钟表行业特点,有点像现在的汽车行业,到处都是组装厂。早些年全靠瑞士进口,国产后发现,手表的利润其实相当高,成本只要9块多,可以卖120到125元。当时又是限制购买,可比自行车紧张多了。我们这一块的信贷是拉条给虹口做的,所以,我还蛮了解这个行业的。国产表的内在精确度,其实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但是在款式设计方面,仍以模仿为主。”

沈维钧表示,要梳理手表的机械原理,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因为制表业信奉理性。而所谓的理性是一种未来导向心态,虽然不断吸纳历史过往中的形式,但它的不断创新,意味着追寻更开阔的文明境界。如今,判断一枚表款是否具有收藏价值,第一印象很重要,然后就是看它在技术上有和独到之处,要注重工艺,其中每一个零部件,细节,机芯的完美程度都是重要指标。而当代的手表审美,一方面是装饰和艺术层面的,另一方面则是在创意和文化层面。前者,是附着于钟表之上的雕刻、珠宝镶嵌和珐琅等传统装饰技艺在表盘上的继承与运用。后者,将现代科技进行了充分体现,如月相、星空、日夜显示、时区显示等独特创意复杂功能,因此,基础的计时功能反而变得次要。而国产手表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停滞的瓶颈期。“钟表厂的同事一直说,手表外观不过壳、面、针三样,但就是这小小的三样才是最难设计的。”


芥子须弥


在沈维钧提及的国产机械手表里,有两块比较特别,一块是上海商标的A581,据说这“上海”两字是合成毛泽东主席手写的毛体;而1962年2月上海手表厂设计出的A623A型机械日历手表,则是总理周恩来一直佩戴的国产手表。他其实是喜欢上海牌的,但佩戴的反而不多。“那时候花一个月工资也不一定买得到的手表,如今也不过两千多元,不用一个月工资就可以买到,但是,我们买它,不是为了收藏增值,而是珍藏岁月。”沈维钧有心脏病史,体内安装了支架,他一直称呼身为医务人员的太太为“救命恩人”,据说很多次都是从死亡线上被夫人急救回来的,如今年龄上去了,身体反而倒是养好了些。他不藏表,却喜欢戴表,也格外珍惜自己生命中的每分每秒。

沈维钧的孩子如今都功成名就,在国外定居,最小的儿子,是他最常挂在嘴边,“他是日本庆应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到了美国发展,如今是一位国际象棋大师,在美国经常上电视,还自己办了棋社。”这也许与沈维钧平时喜欢下棋有关。他说自己关心孩子很少,给予孩子的也很少,他的孩子曾经在一次市第一名演讲上,被台下笑话了,原因是他的衣裤有补丁,“因为我身体不好,四个孩子都靠保姆来照顾,我们的钱全部都给保姆打点了,那时的衣服都是大儿子穿好给小的穿,缝缝补补又一年,但我很庆幸,并不富裕的生活,却没有减少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1992年,他们陪着小儿子在日本东京住了半年,对日本人的礼貌和高科技印象深刻。“我们有一天睡觉前忘记锁门,早上起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虽然有历史原因,让我们不那么喜欢日本,但是他们先进的地方,却是不能全盘否定。”后来孩子们想接二老去美国,去新西兰,都被他们婉拒了。“我们过去是可以拿到绿卡的,但是我们不想去,国外住过玩过了,我们还是愿意回家。这里,才是我们的家。”岁月如歌,简单的事,一句一句,分分秒秒,深深浅浅,都是云飞雪落的话。



沈维钧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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