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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为什么善于经商?你所不知道的三个原因!

乡土人文地理2018-11-04 07:00:15

这是一篇典型的经济学文章,彻底剥掉了犹太人、温州人善于经商论调的底裤。简单地将经商才能归结于种族与地域,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本文指出:“制度比人强,歪打正着地得到了更多经济自由,是温州当年率先成为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秘密之一。”家族或区域的微观社会环境(包括制度环境),人的主观选择,才是形成区别的真正原因。

来源::经济学家告诉你A


作者:陈天庸

人文经济学会荣誉理事


昨天有一篇《温州人为什么精于经商》文章刷屏,标题很吸引人,文中关于温州地域文化的表述,我认为很不错,当即给转朋友圈了。但当时附言指出,文中关于温州人的经商精神起源于1976年的走私的说法,太偏颇也太表面化了,走私对温州私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那么重要的作用。有朋友问其详,我再展开说一下。


一、温州私营经济率先发展,首先得益于当时公有制企业极少,乡镇干部家属普遍没有工作。


有人会问:乡镇干部家属普遍没有工作,与当地私营经济发展有何关联?


1949年后,温州作为军事前线,国家基本没有投资。至1980年代,温州11个区县,公有制企业资产规模在千万元以上的,加起来也就十几家,平均一个区县只有一二家,到1990年代,基本都倒闭了。记得规模较大的瑞安远东罐头厂破产清算时,我在法院工作,恰巧担任其破产案件的审判长,亲手将其拍卖掉了。其全部职工也就八百多人,而瑞安市是当时温州人口最多的县级市。其他二轻、社队等系统的小型企业也少得可怜。可想而知,温州地区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进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包括在公社(乡镇)工作的干部家属。我一个堂叔是公社书记,其家属也没有工作。更不用说大队(村)干部的家属了。


于是,作为温州“资本主义尾巴”的家庭工厂的就业机会,对这些被要求严厉打击地下黑工厂的最基层干部,便有着致命的诱惑。作为乡镇干部,能量与面子都比普通农民大些,其家属及亲友,当然优先获得了进家庭工厂的工作机会。而很多家庭工厂,便是这些村镇干部暗中参股办的,或者就是村镇干部以家属与亲友的名义办的。乡镇干部普遍需要通过这些他人办的、或自己参股办的家庭工厂,为自己老婆孩子亲友谋个生活出路。


当年外出经商需要到乡镇企业办公室打证明,温州乡镇干部乐于帮忙盖章,获得参股及其它好处。到1980年代中期,温州乡镇干部参股经商办企业,已经堂而皇之,并引以为荣了。


这才是温州为什么在毛时代结束后,率先发展出私营经济的秘密之一。当时温州实行的,是与全国一样的政策,一样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刑事犯罪。直到1991年,温州还有人因“投机倒把罪”被杀。但由于乡镇干部的家属普遍没有工作机会,如果最底层干部真的认真执行“严厉打击”政策,那么,首先便会断送自己家属亲友的就业机会。于是,中央的经济高压政策,如同高压电流,在温州传送到乡镇最后一节时,断线了。执行打压政策的手,到基层政权的手指头环节,骨折了,打击的力度必然大大减弱。


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实在全国各地都在滋生,那是正常人必定都有的求生存的本能愿望。不同的是,这些极脆弱的萌芽,有的悄然生长了,有的则渐渐枯萎了。


茂林底下无丰草。公有制企业强大的地方,私营企业发展空间通常就狭窄。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还并不是公有制企业占用了过多的土地、银行贷款等资源的问题。因为在1980年代初期所办企业,都是家庭工厂,个人绝无可能得到土地与银行贷款等。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萌芽状态的家庭工厂,会不会被当地乡镇干部强行破门而入,抓人批斗、搬走设备与原料、强行断电,等等。任何一击,都可致命。


在公有制企业较多的地方,乡镇干部家属亲友有较多机会获得国营与集体单位的就业机会,乡镇干部家属对家庭工厂的依赖较少,如此,乡镇干部打压家庭工厂的力度便大了许多。经济基础相对更好的苏南,当时也绝少有家庭工厂发展成较大企业。主要状态是乡镇干部控制乡镇公有制企业,然后将乡镇企业通过改制等方式,转化为私营企业。直至今日,苏南地区的私营经济比重,仍不及温州地区。


我于2000年初到上海创业后,进一步目睹了这种因果关系。当时上海的郊区,公有制企业也很少,因此外资与民营企业,即使规模很小的,都很受乡镇干部优待。许多乡镇干部的家属亲友,也到外资与民营企业求职。大家利益相关,有事就好商量。到后来上海政府财库迅速充盈,乡镇干部家属更多地到迅速出现或者规模膨胀的福利更好的城投、银行、电讯之类国企工作去了,乡镇干部对私营企业下手就狠多了。近来落实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发展政策,通过拆违、查证照、限制子女上学等措施赶人,上海乡镇干部对私营企业下手那个狠劲,在十五年前是完全无法想像的。十几年前可蓬勃发展的制造业类私营小企业,在现在的上海,是很难再成长的。


二、温州有一定历史与自然优势,传统经商意识、民间资金借贷,始终未被完全摧毁与禁绝。


萌芽状态小草成长的条件,除了不被大树遮挡阳光,不被外力摧折,还需要一定的水分。传统经商意识和民间地下资金市场,就是滋养温州私营经济率先发展的水分。


温州人经商意识的养成,与一直延续的温州民间商品交换习惯有一定关系。温州平原地区人群居住极密集,人们之间接触交流机会较多,集市每天常设,不像中国其它有些地方,好几天才有一次集市;温州小范围内有山区、半山区、平原、水乡、滨海、岛屿等,自然环境差异很大,物产互补性强,山区农民卖柴买米买海货,平原地区农民卖米买柴,渔民卖鱼买米买柴。


温州属江南水乡,历史上物产相对丰盛,可有积余供养较多工匠与文化人,诞生较繁荣的市场。如我的家乡温州瑞安,历来文风鼎盛,今天《读者》杂志发表的一篇《一轮旧时的纸月亮》,写的便是我老家瑞安的故事,主人公是我高中母校瑞安中学老校友,其文雅灵秀,得自文化传承。瑞安中学创办人孙诒让是清末文化大家。


可见1949年前的温州,便是文化繁荣之地,而繁荣的文化,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物质富足生活滋养的。虽然过去的物质丰盈程度与现在无法相比,但历史上温州并不是非常贫穷的地方,我小时经历过吃不饱,感觉温州很贫穷,但在我走遍中国以后,我知道了温州一直都不能算是中国真正贫穷的地区。加上温州属水乡兼沿海,河道密布,水运便捷,温州人历史上便有经商传统。我小时一个邻居,成份是地主,当时已整天坐着晒太阳了,但听说他1949年前,常乘船到台湾做生意。我家祖上历代务农,却有一个商号叫“陈日升”,应是祖上务农之余也经过商,或曾打算经商。


在温州人普遍贫穷的1970年代末,我十岁出头,便知道温州民间一些家庭,还是有几十元到几百元的资金外借放高利贷的。现在看金额很少,但在当时,几十元几百元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温州著名企业家南存辉与胡成中,便是靠拼凑的二千元起家,后来有了中国正泰集团与中国德力西集团二家大企业。


三、温州的“台会”屡禁不绝。“台会”即是温州民间资金调剂的一种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极强的生命力。


温州历史上出国的华侨较多,很多温州人与华侨沾亲带故。现在海外的温州人更超过百万人。华侨带来外部的信息、资金等,对温州人经商意识的熏陶培养,及提供部分的经商资金来源,想必也起了重要作用。


1980年代前后的走私潮,带来了国外的电子表、录放机、走私布、三五牌香烟等,以及走私带来的暴利,确让温州民间开了眼界,不能说对温州人经商意识养成毫无作用。但温州沿海走私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被政府打压,很多参与走私的人血本无归。温州参与走私最多的地方是乐清里隆、瑞安上望等地,日后反倒没有成为私营经济很发达的地方。


所以1980年初温州私营经济率先发展的主要原因,还是上文分析的,干部因与私企利益纠缠在一起,带来管制放宽;加上有传统的经商意识,民间有一定的节余资金可调剂,也是重要条件。大西北一些地方同样没有公有制经济,但长时期以来因自然等原因,已变得过于贫瘠,滋养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条件太匮乏,私营经济也难以成长。


但主要来说,是制度比人强,并不是温州人脑子与其他地方的人长得不一样。网上很多说温州人性格与思维特征,就特别善于经商之类的分析文章,都不靠谱。同时期珠三角那些普通话都不会讲的黑黑瘦瘦的广东人,很多也长袖善舞,同样也不是广东人长得比其他地方有什么优势,是各种因素导致广东那些地方的政府管制率先松动的结果。相比广东人,温州人外出经商的比例更高,因此国人接触更多的是“广东的货”和“温州的人”。这是因为温州地少人多,加上当年交通特别不便,地理因素导致的“挤出效应”,客观上让温州人流动性更强。


公有制经济占比高的其他地方,干部家属有较多到体制内单位就业机会,客观上干部不需要冒风险与私营经济结为利益共同体,而只能成为猫鼠般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的关系,猫多鼠少,鼠一露头就被灭了。而现在,国企多的地方,国企更是利用强势地位与各种垄断优势,挤占贷款、土地、人才等资源,导致私营经济各种要素资源缺乏,无法成长。加上管制者的打压刁难敲诈,两者叠加,私营经济想发展,真是难于上青天啊。这也是我今年九月初与谢作诗教授夫妇等朋友同游东北时的观感。


当时我就感叹:茂林底下无丰草。


歪打正着地得到了更多经济自由,是温州当年率先成为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秘密之一。而想真正减少管制,要么倒过来让私营企业主选择管制者,即给更多民煮;要么让管制者与私营经济成为利益共同体,通过赎买得到更多经济自由。目前所做的反腐加严控舆论打压民煮,与温州私营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南辕北辙,与提出的发展经济目标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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